花地·书评

文/吕本怀

一、历时性阅读：文本重量与灵魂共振

2025年6月13日，厚重的《黄河长调》抵达案头，直至7月12日深夜，当最后一粒文字沉入心湖，这场历时整整一个月的阅读远征方告结束。这不是普通的翻阅，而是一场与21首长诗构建的“边塞精神长城”的持久对话。

这部诗集以其独特的题材聚焦——囊括了长城雄关的千年风霜、黄河九曲的奔腾血脉、若尔盖草原的无垠牧歌、上海都市的现代边陲意象，更延伸至塔里木盆地的瀚海孤烟、可可西里的生命禁区、南海深处的蔚蓝疆域——构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汉语诗歌地理空间。

尤为关键的是，李立绝非浮光掠影的观光客。其壮举背后，是出行前经年累月的案头深耕，是对历史卷帙、地理与民族志书、生态报告的深度咀嚼；更是旅途中身体力行的持续叩问，是与当地牧人、戍边战士、护林员、考古学者、普通百姓的促膝长谈。

这使得他对每一处边塞之地的自然地理肌理、历史人文血脉、当代生存状态都具备了近乎“在地者”的深刻洞察。他以学识为精准的罗盘，以生命体验为燃烧的火把，引领读者穿透地理的抽象概念与历史的尘封记载，直抵土地的温度、风物的呼吸与人心跳动的真实节律。

二、千年回响：边塞诗史的辉煌、局限与当代困境

当我们谈论“边塞诗”，其艺术巅峰必然矗立于气象恢弘的大唐。高适的《燕歌行》以其“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的尖锐对比，喷薄出雄浑磅礴的悲愤与穿透历史烟云的家国忧思；岑参的《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则以“君不见走马川行雪海边，平沙莽莽黄入天”“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瑰丽奇崛想象，将西域的苦寒与壮美熔铸成惊心动魄的诗意画卷；王昌龄的《出塞》“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以简练如刀的语言，刻画出穿越时空的苍凉与征战的永恒悲剧，凝练中蕴含千钧；王之涣的《凉州词》“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在壮阔与孤寂的强烈张力中，升腾起一种豁达高远的宇宙意识。

然而，辉煌之下亦有历史的局限。唐代边塞诗，受限于时代审美与诗歌载体，多为精悍短章，纵使偶有《长恨歌》般的叙事长制，在纯粹的边塞书写领域，也罕有突破千言的鸿篇。在这方寸之间，雄浑壮阔的轮廓得以勾勒，历史烟云的宏大叙事得以点染，但那些构成边塞真实血肉的幽微细节、具体生命，却往往被宏大叙事所遮蔽。

边塞独特风物的细腻纹路——如胡杨千年不倒的肌理、戈壁风蚀岩的奇异造型、雪莲在绝壁绽放的瞬间；戍卒边民日常的呼吸脉搏——他们脸上的沟壑、手上的老茧、口中的乡音、篝火旁的歌谣；历史褶皱中具体人物的悲欢离合——某个无名戍卒的家书、一场小型遭遇战的惨烈、一次胡汉贸易的生动场景——这些都难以在有限的篇幅中充分展开。

它们如同散落的珍珠，需要后人凭借无尽的想象去串联，依赖学者皓首穷经的钩沉去考证，方能拼凑出相对完整的图景。这不能不说是盛唐边塞诗留给后世的一个充满诱惑力的审美留白与历史追问。

时间流转至现当代诗坛，边塞题材并未成为绝响，但真正能接续盛唐风骨、与之在精神气度与艺术高度上比肩而立者，却如凤毛麟角。

究其原因，其一在于体裁的自我设限：创作多囿于精巧的短章小制或结构松散的组诗形式，缺乏驾驭宏阔长诗、构建史诗性框架的雄心与笔力。

其二在于视野的局促：地理关注点常被束缚于诗人工作生活的狭小半径，如某个特定的兵团农场、一段熟悉的边境线、一个长期生活的边疆小城，罕有将整个幅员辽阔、文化多元的中国边疆全域，系统地、有机地纳入诗性观照版图的宏愿。其三在于体验的浮泛：偶有诗人于旅途中捕捉边塞光影，然行程往往仓促如旋风，所见所感难免沦为车窗外的惊鸿一瞥。这类作品，或许有瞬间的灵动与意象的新颖，却普遍缺乏历史的千钧重量、对生存本质的深层叩问，以及与大地的血脉交融感。其情感根基，常显悬浮与轻飘，难以承受“边塞”二字所蕴含的沧桑与厚重。

三、《黄河长调》：破壁而出的史诗壮举与生命淬炼

正是在这历史回响微弱、当代创作乏力的背景下，李立《黄河长调》的横空出世，具有石破天惊般的破壁意义。这部诗集以其物理与精神的双重厚度（逾三百页），以21首皆为长诗体裁、皆聚焦边塞题材的纯粹性与规模性，在现代汉语诗歌史上矗立起一座醒目的孤峰。

诗人为何选择如此艰难而宏大的书写？又是在何种惊心动魄的生命境遇下完成了这浩大的精神工程？答案不在抽象的理论阐释中，而是深藏于诗集中那篇题为《八千里路云和月》的后记里。

诗人以朴质而饱含力量的文字，袒露其决绝的心路历程：

“2021年初，北国冰雪尚未消融，南方依旧寒气峥嵘，在命运的沉沉浮浮之中，我突然萌生出挑战生命极限的念头。挥之不去，日甚一日。生活，不止苟且，还有诗和远方，信念如一面开路旗帜，在远处猎猎作响。于是乎就忍痛辞别摸爬滚打二十余载的高薪职场，毅然决然。汕头是祖先下南洋闯荡谋生的始发地，选择在此启程，是祈望得到祖先在天之灵的加持，八千里路云和月，始终照耀我脚下的未知。”（《八千里路云和月》）

这绝非一次浪漫的采风之旅或舒适的文化考察，而是一场置于全球新冠疫情阴霾笼罩下的、充满未知与凶险的孤勇长征。2021年3月至12月，在世人普遍收缩活动范围、寻求安全的时刻，李立却做出了逆流而上的选择：辞去令人艳羡的高薪职位，单人单车，启动环行中国大陆边境线的旷世壮游。其车轮碾过2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广袤土地，行程累计超过十二万里。

如此以血肉之躯丈量国境线、以生命为赌注换取诗性真知的壮举，将其置于纵贯古今、横跨中外的诗歌史册中进行观照，亦属绝对的凤毛麟角，称之为诗人中的“大熊猫”已显不足，实乃独一无二的生命诗学实践。

四、知行合一的诗学：以生命践履铸就诗魂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古人的箴言早已道破真知的源泉在于知与行的辩证统一。反观当下诗坛，诸多作品之所以遭遇读者的疏离甚至冷眼，其症结往往在于书写的悬浮与生命的缺席。那些被反复摹写的“乡土”，永远定格在袅袅炊烟、阡陌鱼虾、老牛哞叫的陈旧图景里，乡民被简化为淳朴谦让的符号化存在。

当读者深知现实的乡村正经历着空心化、老龄化、生态与伦理的双重困境，此种虚饰的田园牧歌，除了制造认知的隔膜与虚假的审美，何来直击人心的力量？城市书写同样陷入困局。诗人不肯俯身进入沸腾的、充满烟火气的现代性漩涡——去感受建筑工地钢筋水泥的冰冷与汗水的滚烫，去体会外卖骑手在算法驱策下的争分夺秒与疲惫不堪。

李立及其《黄河长调》的弥足珍贵，在于他以近乎决绝的生命实践，为“知行合一”的诗学理念写下了滚烫的、不可复制的注脚。只为心中那个执着的念头——“挑战生命极限”、“追寻诗与远方”——世俗的功名利禄、安逸的职业轨道皆可抛却。

因此，《黄河长调》中的每一个字，都浸透了跋涉的咸涩汗水，甚至隐约闪烁着高原烈日灼伤的印记与遭遇险境时渗出的血色；每一行诗句，都是他脉搏的强劲共振，心跳的轰鸣在纸页间的真实回响！

五、多维诗境的交响：地理、历史、人文、自然的深度织锦

打开《黄河长调》，便开启了一场穿越浩瀚时空、融通天地万物的多维精神远征。李立以其宏阔的视野、深沉的笔触，构建了一个层次丰富、意蕴深远的边塞诗学宇宙：

1.山河地理的史诗性呈现：诗人如同一位掌握广角与微距双重镜头的语言导演。《塔里木盆地》以粗粝的笔触勾勒“死亡之海”的洪荒伟力与胡杨“生而千年不死，死而千年不倒，倒而千年不朽”的生命图腾；《可可西里》则聚焦“生命禁区”中藏羚羊精灵般的跃动与巡护队员如雕塑般守护的身影，奏响一曲脆弱与坚韧并存的生态悲歌；《雪山赋》以冰峰雪线的冷冽光芒，映照出自然的永恒与人类的渺小。

《黄河长调》本身作为核心乐章，以黄河从源头细流到入海狂澜的跌宕历程，象征民族精神的奔涌不息；《南海蓝》则以深邃无垠的蔚蓝，拓展了“边塞”的海洋维度。黄与蓝的交响，不仅昭示着国土的辽阔多元与色彩交响，更无声诉说着先民筚路蓝缕、胼手胝足、一寸山河一寸血开疆拓土的万古艰辛与不朽功勋。

2.历史脉动的深度聆听与当代回响：李立的笔触具有贯通古今的穿透力。《赞诗》作为开篇的宏大序曲，其首节即展露其全球性的人文视野与宇宙性的悲悯情怀——他将对祖国的礼赞置于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地球生态系统的宏大坐标之中，彻底摒弃了狭隘的民族主义独吟。这份礼赞属于地球母亲，属于全体生灵。唯在此恢弘背景下，对祖国的深情才显得如此具体、真实且具有普世价值。字里行间流淌的，是对这片土地及其子民（包括所有生灵）深入骨髓的挚爱、感同身受的悲悯与发自肺腑的景仰。正是这种深沉博大的情感，构成了支撑我们民族穿越无数惊涛骇浪、生生不息、绵延至今的最核心精神动力。

3.风土人情的生命温度与文明对话：《黄河长调》堪称一部流动的、充满呼吸感的中华边疆民俗文化生态博物馆。《塔里木盆地》的章节，不仅呈现了塔克拉玛干的浩瀚与胡杨的悲壮，更深入挖掘了绿洲居民（维吾尔、柯尔克孜等民族）迥异于中原农耕文明的生存智慧、宗教信仰（如伊斯兰文化与原始萨满信仰的交融）、节庆歌舞（麦西来甫的狂欢）、手工艺传承（艾德莱斯绸的绚丽）及其在现代化冲击下的坚守与嬗变。

后记及诗中反复咏叹的那句“在219国道总会遇到好人”，以及藏族青年用哈达拖车、施援不留名的事迹，正是边疆大地淳朴民风、人性本善未被现代性洪流完全吞噬的最温暖、最有力的证词。这些具体而微的相遇，比任何宏大的民族理论都更能诠释不同族群间最质朴的善意、最本真的互助以及超越语言文化隔阂的理解可能。

4.自然万物的生命礼赞与生态哲思：李立的诗行是一座珍稀动植物的基因宝库与地理地貌的微型百科全书。读者在沉浸式阅读中，会不断遭遇那些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顽强生命：可可西里的藏羚羊、藏野驴如何在稀薄空气中疾驰；羌塘的雪豹如何成为雪山之王；红树林滩涂的招潮蟹如何演绎自然的韵律……它们无一例外地在常人难以想象的极端环境（酷寒、极旱、缺氧、盐碱、强辐射）中，以令人惊叹的进化智慧与生存韧性，完成着生命的传承与演化。

六、诗艺的根基：千钧之重与赤子之诚

《黄河长调》这部体量庞大、意蕴深重的诗集，能让我在三十个昼夜中保持高度的专注，逐字逐句地精读、啃读，甚至掩卷长思，其根本魅力与强大吸附力，源于诗句内在的千钧历史重量、磅礴山河气韵以及如岩浆喷发般不可遏制的生命真挚。

李立的每一个字，都源自车轮碾压过、双脚丈量过的真实土地，带着泥土、砂砾、冰雪、盐霜的质感；每一句诗，都经过烈日暴晒、寒风刺骨、缺氧眩晕的肉体淬炼，以及面对壮美时的灵魂震颤、目睹苦难时的锥心之痛、邂逅善意时的热泪盈眶等复杂情感的深度发酵。这不是书斋中凭借想象力和修辞术编织出的轻飘呓语，而是无数次在旷野中凝神屏息的仰望、无数次在遗址前灵魂出窍般的沉思、无数次因自然伟力或人性光辉而引发的浑身战栗、无数次在篝火旁或帐篷内聆听故事时情不自禁的热泪盈眶后的结晶。那份落笔时充盈于胸的对山河的挚爱、对历史的敬畏、对生命的悲悯与对普通人的深切景仰，力透纸背，汹涌澎湃，足以唤醒任何一颗被现代生活麻痹的心灵，引领读者重返存在的本源与生命的庄严。

七、扛鼎之誉：《黄河长调》的诗史定位与不朽价值

综上所述，《黄河长调》的出现，以其史诗般的宏大规模（21首长诗构成有机整体）、脚踏实地的生命体验（十二万里生死跋涉的亲历性）、深邃的历史洞察（贯通古今的时空视野）、炽热深沉的家国情怀与普世关怀（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对多元文明与自然生态的深刻观照，以及驾驭长诗体裁的成熟技艺，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现当代边塞诗歌领域当仁不让的扛鼎之作。

它成功地突破了唐代边塞短章在细节与深度上的历史局限，极大地弥补了现当代边塞诗歌在规模、视野、体验与精神重量上的普遍匮乏。这部诗集是李立个人生命能量与艺术才华的一次火山式喷发与里程碑式的结晶，其意义远超个人创作范畴。

它更填补了当代汉语诗歌一个重要题材领域的深度空白与精神高地。在充斥着个人化絮语、都市小感伤、语言游戏和解构狂欢的当代诗坛，《黄河长调》如一股来自高原的强劲罡风，以其沉雄博大的气象、扎根大地的品格、敬畏生命的伦理和直面存在的勇气，重铸了诗歌的重量、尊严与担当。

它雄辩地证明：真正的诗篇，永远诞生于行走的脚步之下、滚烫的生命体验之中、与大地的深度对话之间、对历史与现实的深沉关切之上。这部用生命书写的边塞史诗，必将在中国诗歌的璀璨星河中，留下不可磨灭的、独特的、耀眼的光痕。

它的价值，不仅在于其已经完成的书写，更在于其昭示的方向——诗歌重返生活现场、重返历史纵深、重返精神高地的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说，《黄河长调》不仅是一部诗集，更是一面旗帜，一种召唤，它激励着后来者以更虔敬的姿态，走向大地，走向历史，走向生命本身，去追寻那永不枯竭的诗意源泉。